第一天我认识了死亡
就像母亲生我真实一样
没有半点踌躇
我接受了这个现实
把它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
……
母亲生我
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
这是汤一介在大学青年时代写下的诗句。在朱光潜任主编的《文学杂志》上，他看到了林庚的一首诗，题目为《生》，他就在同页上回应了这首叫《死》的小诗。在汤一介看来，“生死”问题并不是人生中的大事，对世事和他人的关注才更重要。
汤一介可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拓荒者，却埋首耕耘，从不争名逐利，30余年成就累累：开拓魏晋玄学研究；冲破教条，进行哲学范畴研究，开创比较哲学，强调打破学科壁垒，中西贯通，文史哲贯通，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贯通；国外访问交流，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；创办中国文化书院，培养了大批学者；提出“文明的共存”论和“新轴心时代”回应亨廷顿的“文化冲突论”；提出中国解释学；打通了儒释道，并积极思考儒学在当代的发展；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《儒藏》的编纂工程，力排众议，从此日夜操劳，亲力亲为，直至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刻。他的开创与贡献数之不尽，是在为中国文化传统发展掌一盏灯。
“汤先生到晚年承担的那些工作，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处理那么多事，见那么多人，是我这样一个四十出头的人都很难扛得住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汤先生应该能很长寿吧。”他的学生、北大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言语中倍感沉痛与惋惜。
汤一介曾感慨道：“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编书中度过的。”一介书生，以书为业。
学术之外：
“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比我的爸爸妈妈还亲”
仁者爱人，汤一介是大哲学家，却从没架子，更像一个温和的书生、一位亲切的长者。
追悼会上有一个身影伴随在乐黛云身旁，那是在他们家工作了20多年的保姆刘美珍。汤一介和乐黛云待小刘如同亲生女儿，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为她报了电脑学习班，为她报驾校，出国讲学期间也会为她开全额工资。学电脑和开车，对于那时的普通保姆来说，是遥远的梦。2008年，刘美珍结婚，汤乐二老像女儿出嫁一样为她做好了准备，还打电话通知了在美国的儿女、北京的亲戚等，要求他们像对待汤家女儿出嫁一样为小刘送上新婚礼物。一年后小刘怀孕，并回老家安徽待产，不料在除夕夜早产。在杭州过春节的汤乐二老实在放心不下，风尘仆仆从杭州经芜湖到无为小刘家中去看望她。那时汤一介已经80多岁高龄。刘美珍一直说：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比我的爸爸妈妈还亲。
2010年，北大学生刊物《北大研究生学志》请汤一介先生做学术顾问，汤一介并未因刊物之小而拒绝。学生去送聘书，看到汤先生家里堆满了书，新出的《儒藏》在桌子上发着光。汤先生依旧埋头在《儒藏》工作之中，在乐黛云“汤老师，学生来找你了”的招呼声中走出书房，谦和地接受聘书，并递上一幅事先准备好的素金笺题字：转识成智、大美不言、止于至善。这正是他思想的集中概括，融合了儒道释的精华。
“汤先生身上的平淡雍容之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”杨立华说，他从1995年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来，至今已近20年，从未见过先生动怒。这一点似乎得到大家的公认，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认识汤一介先生30年，他也表示，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先生发火。不管学生做了什么事，他都轻言细语，谆谆教导。北大有脾气的老师比较多，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”。
汤先生一般不批评学生，而是用委婉的方式来提醒，这令杨立华印象极为深刻，“非常周到，特别考虑你的感受，不会让你难堪”。因为有时候要在社会上推动中国儒学，推动传统文化，杨立华的社会活动就会多一些。有一次聊天，汤先生就委婉地提醒他，说你在社会活动上花费那么多精力，不要影响学术，无论如何，对于学者来说学术是根本。这大概已经是10年前了。
杨立华说：“汤先生是一个特别仁厚的人。我也看到一些师弟论文做不好或者做不出来，汤先生有时候自己就在那儿焦虑，即便这样也从来没有声色俱厉地批评，也是非常委婉。”
让汤一介学生王博深为感慨的是汤一介先生的敬业精神和治学严谨。汤一介先生做事情，“事无巨细，一丝不苟，有条不紊，只要是他负责的事情，他都事必躬亲，即便是他生病以后”。小纸条是汤一介和他的学生之间的“秘密”。无论是布置工作，还是指导学生读书，汤先生总是把他的任何想法，包括他的安排一项项写在纸上，一定会落在文字上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都经过深思熟虑。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的责任感。
待人仁厚、治学严谨之外，生活浪漫或许是汤一介学术研究之外的又一个关键词。哲学家并不都是板着严肃的面孔，汤一介先生有着自己的乐趣。王博说，他喜欢听音乐，尤其是古典音乐，有时候他会去音乐会，偶尔也会去吃个西餐，体验不同的生活。在乐黛云的描述中，是另一种感情：“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爱应酬，喜欢听的歌就那么几首，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，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。他是个恋旧的人。”而在9月15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，汤先生躺在鲜花翠柏之中，大厅里响起的不是哀乐，而是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，这正是他生前很喜欢的乐曲。汤先生在天之灵，愿得安息。
汤一介和乐黛云的爱情也是北大的一道风景，是世间的传奇。“未名湖畔 鸟飞何疾 我虽迟慢 誓将永随——你的小黛挽”。告别仪式上，在汤一介遗像的正下方，是乐黛云的黄白菊花花圈，挽联上写下了她的誓言。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，如今，飞走了一只。
多年以来，他们已经养成了每天午后绕未名湖散步的习惯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讨论问题，从青年到中年，再到老年。汤一介病重期间，一直想回家，乐黛云每次征求医生同意后，尽量把汤一介带回家里。两人常常一起在湖边，坐在轮椅上，看着刚刚注入水的后湖，有鸭子游在湖面上，两个人就觉得开心、默契。“在老人去世前一礼拜，两人还是这样坦然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道风景。”王博说，两人是一体的存在。
众人印象：
“我不敢说自己是哲学家”
“我不是哲学家。”汤一介曾多次有过这样的表达。他可以这样说，并不代表他就不是。
汤先生是怎样一个人？为追悼会奔波忙碌的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副主任杨韶蓉在夜间才抽空发来短信说：汤先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。
汤一介的朋友孙长江曾半开玩笑地说：老汤是个读书狂！
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，汤先生是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。汤先生研究的是中国哲学传统，关切的却是这个传统在当下的命运，他期望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思想能够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
作为汤一介的得意门生，王博与汤一介交往近30年，他的评价或许最为中肯。在王博看来，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先生：书生、士人和哲人。所谓书生，汤一介先生是一个读书人，是学者；所谓士人，强调的是他不是一直在书斋里做学问，而是对世界充满了关怀，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情怀；所谓哲人，是指汤先生能够把学问和关怀结合起来，表现为一种自觉的思想。“汤先生把几个角色很好地贯注在了一起。”
在大师头衔满天飞的时代，汤一介也从未以大师自居。杨立华说，从纯正意义上来说，钱穆先生、冯友兰先生是大师，而汤一介先生也是当代当之无愧的大师。“但是汤先生从不自认，所以作为弟子我也从不讲汤先生是大师。”撇开“大师”这个词，他用大学问家、大学者、思想家、中国哲学史家来概括汤先生的成就。有人问能不能称大思想家，他说这个要历史来评价，“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汤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”。
“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。”王岳川指出，如今像汤先生这样有渊博学识的教授已经不多，很多教授都是单面发展，在某一个专业、某一个问题上可能有独到性，而汤先生则在多个层面融会贯通、在整个中国文化上都有自己的建树。王岳川认为，所谓大师者，在于有重大的学术造诣，同时广收门徒，并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。“创立门户的精神，招收学生的延承性，和对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打开一扇窗子的重要性，具备这三条，那他就是大师。”毫无疑问，汤一介先生是具备的。
80多岁的时候，乃至于今年，汤一介都还在招收博士生。在北大哲学系和中国文化书院，他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者，仅带出的博士生就有40余位，听其课受其影响者更是不计其数，他们多已是学术研究骨干和国家栋梁之才。《儒藏》的编纂，皓首穷经，十几年如一日，从争议中一步步做起，直到引起国家重视，时间将会证明其价值。
“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在众说纷纭的时代，在一个真正的大师容易被误读的时代，我认为，汤一介先生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。北大的‘一塔湖图’当中，永远会有汤先生的身影。”王岳川的话或许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
汤先生从书生到大师，一路艰辛。斯人已逝，唯有长叹。